学院首页    |     高等教育新时代    |     高教动态    |     高教研究    |     高教交流    |     邢院探索    
 
  · 高教研究
当前位置:首页>> 高教研究

 
胡赤弟 张国昌:高校协同创新社区及其治理原则分析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25日
 摘    要

高等学校是一种学术组织,构成这种学术组织的成员,包括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学科、专业、实验室、研究所等各类内部学术机构。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影响下,尤其在协同创新过程中,高校内外部人员和机构的广泛协同,形成了以高校为核心的复杂的协同创新社区。研究了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形成、特点,并通过对其产生影响的促进者分析,提出协同创新社区的治理原则。

关 键 词

高校;协同创新;社区;治理原则

一、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出现

  当前,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式研究,学者们从各自角度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Ⅰ、Ⅱ、Ⅲ,战略科学(Strategic science),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创新系统(Innovation systems),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三螺旋(Triple Helix)等概念。这些研究范式,对产学研协同内在机理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它们几乎都强调要推进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但是,我们发现,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认识基础,即将大学视为创新资源的提供者,也就是认为大学在创新的过程中更多地是扮演被动者的角色。

  随着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成为常态,大学正在从创新资源的提供者向创新引擎的发动者转变,从原来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基础支撑性作用向支撑引领并重转变。依托大学和由大学直接或间接衍生出的机构和组织,与大学形成一种互惠互生,协同发展的创新格局。尤其在以大学为“锚”的城市创新体中,大学功能得到重新融合,通过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创新创业更加支撑城市创新发展,这种景象现在越来越普遍地在国内外大学及周边区域中被观察到。如以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为核心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面积约2.6平方公里,周边企业3200多家,其中超过60%的企业与建筑设计相关,产业载体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员工3万多人。到2017年,产值已突破370亿元。

  这种创新格局的形成,是创新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的结果。2003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切斯布洛(Henry W Chesbrough)提出了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概念,主张企业创新要引入外部资源;同年,Gerybadze提出了创新社区(Innovation Community)的概念,强调了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对创新的重要性。200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冯·希普尔(Eric von Hippel)在研究用户创新的过程中,将创新社区定义为意义的节点(meaning nodes),这些节点由个体或公司通过面对面的、电子或其他沟通方式的信息传递链路相互联结而成,成员群体没有明确的边界。

  高校作为创新主体,在城市创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城市创新发展促使高校形成新的组织机制,能够通过交流、分享而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协同创新。我们借助创新社区的概念,把以高校为中心的创新体称为基于高校的协同创新社区或高校协同创新社区(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ommunity Based on University)。

二、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演进与特点

  与传统的产学研合作相比,高校协同创新社区是高校与经济社会开展协同创新的组织机制,从组织构成上,有多元主体参与,包括大学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学科、专业及其协同组织体、企业、产业、中介服务机构、政府等;在运行机理上,更加突出协同、融合,产生出基于“学科-专业-产业链”的多样化组织体,并进一步形成更加广泛、深入、多元的协同和融合;在行动者类型上,更加注重异质性行动者的联结而不是同质性行动者的合作,并且在行动者中逐步产生一个特殊的群体,即促进者——一个更加具有跨界能力、更致力于协同创新的行动者组成的群体,促进者之间形成的网络才是实现协同创新、协同育人的基础。因此,我们将高校协同创新社区定义为以高校为核心,具有一定共识的个体和机构自愿组成的,为推动协同创新、协同育人,为价值实现而形成的促进者网络。

  (一)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演进

  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大学组织体系到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的大学组织体系,再到共同愿景下的高校协同创新社区这样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

  约翰·范德格拉夫在其著作《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中,从权力的维度将高教制度分为六个层级:系、学部、大学、联合大学、州政府、中央政府,在这个层级谱系中,我们找不到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位置。不过,其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范德格拉夫的分类反映的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西方传统大学的权力关系,而此时大学运作依照的是学科逻辑,强调公有性(Commun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很多高校的专利政策都认为申请专利有违公共利益和科学本质。大学对外部社会发展缺少主动性,尚未形成广泛的利益联合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因为经济的持续滞涨,鼓励创新成为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选择,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拜杜法案》(the Bayh-Dole Act)对高校影响最为深远。该法案鼓励大学研究成果商业化,推动了大学从学术逻辑开始转向市场逻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逻辑已经在高校广为接受。大学按照市场逻辑与社会上的企业、基金、中介机构、校友等各利益主体产生了密切联系,形成了一个利益者广泛参与的产学研合作网络。这种利益者广泛参与的合作网络,主要通过项目的方式进行联结,提高了合作的成效,形成了利益相关者群体。但是项目制存在临时性、松散性的特点,持续互动性较差,不利于各个利益主体长期关系的维护。

  任务定向的项目制创新模式,强调了组织结构的重要性,忽略了创新系统中人际网络的作用。21世纪初,随着生物学的模式、有机体作为开放系统的模式逐步取代封闭的物理学的系统模式。在开放式创新理念的指引下,大学越发重视开放式的产教融合,主张淡化组织边界,通过知识的共享来形成和维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强调的不是控制与权力,而是共同愿景之下异质性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结。各类行动者在共享理念的支持下,通过不断的接触、学习、试错,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高校为中心的协同创新社区。

  (二)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特点

  1. 一个时空开放的空间。高校协同创新社区是一个以高校为中心,由研发机构、企业、风投、创投等各类行动者围绕高校构成的一张无形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不仅在物理空间上是开放的,在时间空间上也是自由的,没有明显的边界;空间不仅受共同在场行动者的支配,也受不在场行动者的影响,依托互联网可以形成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协同创新社区。

  2. 一个共同进化的空间。在协同创新社区中,行动者遵守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受制于现有的制度框架,也就是说对行动者而言,规则制度是给定的、透明的,这有助于减少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同时,这种互动实践也影响着已有的结构,推动着结构的演化。协同创新社区围绕高校,不仅接受高校的辐射和溢出,高校外部的行动者、甚至是高校内部行动者也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改变高校的行为。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而言,社区内的行动者不仅嵌入到整个创新社区中,而且还协同改造创新社区环境以实现共同进化,从这个角度看,高校协同创新社区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

  3. 一个价值共创的空间。价值共创是价值创造主体通过服务交换和资源整合而共同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协同创新社区内部的不同行动者,以知识为纽带,通过社区范围内的互动,实现价值共创。在价值共创下,协同创新社区内部的行动者都是价值的创造者,即使用户也是重要的价值创造者。价值实现是创新活动的根本,这是高校协同创新社区是否具有存在意义的基本判据。

  4. 一个需要创新管理的空间。高校协同创新社区是一种新的创新层级,行动者数量多,类型丰富,异质性突出,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层,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因此无论是以约束主体自由为代价的官僚科层模式,还是尊重主体自由为前提的市场交易模式,都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因为,既不能将行动者内化为上下级关系,也不能将行动者外化为纯粹的交易关系,传统管理控制方式对其影响有限。基于高校的协同创新社区的治理需要有新思维、新举措。

  5. 一个受政府政策影响的空间。虽然传统管控模式对其影响有限,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高校协同创新社区是在政府的政策影响下或者说是直接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都具有普适性。这也对我们推动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治理提出了要求,即在强调社区自主性的同时,要发挥好政府的导向、推动作用。

  6. 一个由促进者构成的空间。社区内部的行动者,从行动者规模上来看,既有个体行动者,也有机构、联合体等复合行动者;从行动者分工上来看,既有高校、科研机构等传统的知识生产者,也有风投、创投等创新活动的推动者,以及用户等创新产品的使用者,行动者在性质上是高度复杂异质的。在创新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关键行动者都是价值创造的促进者。不同促进者为了共同的利益自愿结合,自愿参与到社区的协同创新中去,最后形成一个价值网链。

三、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治理

  在社区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促进者,其行为与诉求会直接引致规则的制定或演变,因此,通过对促进者的分析,有助于把握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内在运行机理,进而帮助我们更好治理高校协同创新社区。

  (一)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促进者网络分析

  Klaus Fichter在Eberhard Witte提出的资源促进者和专家促进者的基础上,扩展出四种促进者,分别是专家促进者(Expert promotor)、资源促进者(Power promotor)、过程促进者(Process promotor)和关系促进者(Relationship promotor)。在高校协同创新社区中,具有战略思想的大学教授扮演专家促进者角色;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扮演资源促进者角色;具有企业精神的政府领导和大学校长扮演过程促进者角色;合作服务的中介扮演关系促进者角色。

  1. 具有战略思想的大学教授。在大学发展历史进程中,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从未被削弱过,教授一直是大学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具有战略思想的科学家、大学教授对于协同创新、协同育人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大学以学生为本,教师为主体,教授在学校治学中发挥主体作用。具有战略思想的大学教授,能够洞察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判断学术创新的重点领域,动员和凝聚学术团队,组织实施有效的协同攻关,产生重大创新成果。他们是高校协同创新、协同育人的行动者、组织者、促进者,是大学重要的战略力量。具有战略思想的大学教授具有强大“锚定”力量,他们能够吸引学术资源、产业资源和关系网络资源,能够推动各种创新资源的集聚,为大学学科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此外,这类大学教授还具有一般教授不具备的架构能力,擅长于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组织落实。

  2. 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企业家拥有经济资本。由于经济资本具有较强的主动性和扩张性,企业对逐利有天然的敏感性。在协同创新社区中,企业家善于捕捉创新机会,会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可图的机会,实现经济资本的增值。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到来,基于创新的创业活动,或者说以创新为基础的创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不但是企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高校协同创新、协同育人的重要依靠。

  高校是学术资本的主要提供方,而企业是经济资本的主要提供者,企业所掌握的经济资本相对学术资本,更容易转化,经济资本更具变现能力。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在创新社区中承担着转化者角色。事实上,社区运行也主要依靠企业提供的经济资本才能运行,离开了企业经济资本的支持,创新社区也难以建立。

  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对创新会有深刻洞解,能够引导匹配学术资源与经济资源,为学术创业提供机遇和条件。这类企业家,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能在协同创新中培养人才,参与协同育人,支持产教融合工作。他们是高校协同创新社区建设的重要行动者、推动者和促进者。

  3. 具有创业精神的行政管理者。大学行政管理者,尤其高层管理者,是负责大学日常运行的重要力量。协同创新社区的运行必须得到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支持。但是,大学的日常管理具有常规性、规划性等特点,与协同创新活动具有的跨界、复杂性特点之间时常会产生冲突。尽管高校协同创新工作需要创新管理方式,但是高校协同创新不能游离于大学管理之外。大学行政管理者是否具有创业精神一定程度上决定高校协同创新管理的成败。

  管理的基础是制度,而制度是规范化的规则,经过规范化后的制度往往迟于协同创新需要。因此在高校协同创新过程中,发生协同创新活动与制度规划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也是一直困惑我们,甚至阻碍协同创新推进的难点问题。现行的制度不能适应协同创新的要求,制度改革又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协同创新的制度改革有时会成为“死结”。要推动协同制度演变当然需要客观条件,但是更需要具有创业精神的行政管理人员的推动。

  当前大学行政越来越专业化的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已经成为大学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而具有创业精神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实现大学制度创新的决定因素,他们是高校协同创新的行动者、推动者和促进者。此外,具有创业精神的地方政府负责人也是推动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重要力量。政府部门掌握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深刻影响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从某种程度而言,有时候他们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4. 为协同创新服务的中介机构。协同创新活动具有不确定性,对专业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多样性的特征。专业服务机构因为看到高校所具有的创新机会、创新资源而纷纷集聚其周围,从而形成一个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

  协同创新存在“断裂带”,如校企、产教、科教之间因为不同系统、不同组织、不同行为特征等因素产生“裂缝”。为在协同创新“断裂带”上搭建“桥梁”,就会衍生各种专业服务。在协同创新、协同育人中比较常见的,有培训机构提供的职业培训服务,有基金公司提供的创业投资服务,有设备供应商提供设备租赁服务,此外还有银行、保险、商务、人力资源等。这些中介服务机构也成了协同创新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介服务也为不同行动者实现目标转换。在一部分异质性的社区内部,中介者不是将行动者的目标简单聚合在一起,而是将不同行动者的目标进行“转译”,经过协商重新界定问题,明确必经之点,在不同目标之间寻找交集,以共同的目标将不同行动者的诉求统一起来,通过共同目标的完成来实现各个不同行动者原来的目标。

  事实上,在协同创新过程中能够找到合适的服务并不是容易的事。谁能够整合资源,准确及时提供服务,谁就是协同创新的促进者。他们既可能是服务的整合者,也可能是创新服务的提供者,他们通过提供服务促进协同创新,是重要的协同创新促进者。

  (二)高校协同创新社区治理原则

  近年来,欧洲学者提出创新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创新政策1.0”“创新政策2.0”到“创新政策3.0”的演进历程。“创新政策3.0”认为创新政策的功能不能仅局限于解决创新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应注重系统性,着眼于创新活动的全过程以及创新活动的融合等。根据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特点,结合上述促进者分析,我们总结出5点主要的治理原则。

  1. 建立稳定、长期的协同创新预期。高校协同创新社区具有跨组织特性,与传统的组织相比,更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此需要有清晰的战略预期。战略协同可以稳定预期,营造一种互为一体的整体观,形成共同的社区文化和社区意识。具有自组织性的协同创新社区,显然不能用通常的传统管理模式来对待,战略协同是其首要原则之一。

  高校要明确提出清晰的发展战略,如麻省理工学院一直传承精研学术、致用实行、贡献国家、开创未来的实学精神,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方面有清晰的定位和鲜明特色。环同济知识经济圈中的同济大学也是如此。此外,高校要发挥战略的引领作用。通过建立领导人协作组织,主动对接区域发展战略,加强与成员单位战略合作,推动整个创新社区的战略协同。

  2. 运用混合式治理模式促使治理机制多样化。要设计新的资源组合,优化资源配置。不同的协同创新社区,有不同的时空禀赋,行动者自带的资本也各有差异,因此,其治理需要不同的方式。针对不同的治理需求,提出不同的治理策略,综合运用政府、市场及其他混合模式的治理手段,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如对于像环同济知识经济圈这样已具有良好基础的协同创新社区,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加快技术成果商业化。对刚起步的协同创新社区,政府要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更好配置基础设施,做好创新社区的顶层设计,合理定位社区的发展目标、路径、举措等。

  3. 广泛培育促进者,有效开展共同治理,促使协同各方价值增值、共享。促进者是高校协同创新社区的主要参与者。大学要重视与促进者建立协商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促进者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特别要发挥大企业作为“集成商”促进者的催化作用,联结其供应链体系中的成员,建立起以高校为核心的产教融合生态系统。将外在联系转化为内在联结,把各自的不同的目标统一到社区共同的价值诉求上,从而实现价值的匹配。

  要培育更广泛的促进。通过组织各种本地化的活动,交流信息、分享成果。要积极推动校企合作,让更多的企业和机构在协同创新中实现价值增值,从行动者转化为促进者。要探索建立共同治理机制,让行动者、促进者更好地参与治理。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为促进者营造良好的氛围。

  4.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建立各种合作机制,搭建合作平台,增强服务贡献能力。高校协同创新社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要鼓励高校建立开放创新机制,促进知识流动特别是向外转移。要建立合作机制和平台,向愿意参与到社区中创新的行动者开放,吸引更多行动者不断融入协同创新社区,确保协同创新社区保持创新活力。高校要向协同创新社区提供资源,为社区其他成员提供广泛服务。如允许教师兼职、激励技术成果转移、开放科研设施、组织高端培训、支持师生创业;鼓励企业的管理者、科研人员到高校兼职。

  5. 培育以创新创业精神为核心的协同文化,推动社区信用增进。协同文化能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促进社区人员和机构创业实践,服务创新创业。协同文化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克服机会主义倾向,更好推进协作。培育以创新创业精神为核心的协同文化,给予社区成员充分自由、信任和利益保障,赋予社区行动者更多自主权、项目的决策管理权,有助于加快推动协同创新和育人工作。此外,协同文化也能够产生信用产品,并且随着协同创新和育人的深入,不断积累信用、传播信用,能够进一步丰富文化的内涵。

作    者

胡赤弟,宁波大学区域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宁波 315211;

张国昌,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科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宁波 315100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3期第72-76页

 
您是本站第    位访问者
 
地址:邢台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    邮编:054001   |    电话:0319-3295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