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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中国的高等教育


发布时间:2019年07月01日
 
 

作者简介:丘成桐为美国哈佛大学数学与物理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沃尔夫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得主。发展了强有力的偏微分方程技巧,使得微分几何学产生了深刻的变革,解决了卡拉比(Calabi)猜想、正质量猜想等众多难题,影响遍及理论物理和几乎所有核心数学分支。

本文是丘成桐教授为第八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 2019)公开报告(时间:2019 6 11 日,地点:清华大学廖凯原楼 107 报告厅)所准备的原始讲稿,媒体或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与《数理人文》。

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谈谈高等教育,我觉得很荣幸。首先要指出,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故此只能和各位分享个人的经验。我和史蒂夫·纳迪斯(Steve Nadis)合著的自传《生命的形状》(The Shape of a Life)最近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不久也会面世,书中记述了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一些反思。大家知道,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经济实体。整体而言,中国在基建、工业基地以及科技水平等方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世界。依我来看,这个问题很大一部分是源于文化上的积习。

我出生于中国,在香港长大。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最大的影响来自我的父母。父亲在大学教授历史和哲学,同时也长于中国文学和诗词。母亲则一心一意照顾家庭,使孩子尽可能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我小时并不特别优秀,五岁时第一次数学考试考得不好;十一岁时,应该准备重要的中学入学试,我却与一群孩子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晃。这段青少年的叛逆时期,代表了我的「低等」教育,而非「高等」教育。这虽不是我人生中值得骄傲的一章,但还是有价值的。我学会了如何随机应变,以及处理一些棘手的情况(包括与敌对「帮派」交锋)。我没有单纯地依循老师的训示,而是自己去解决困难。

父亲在我 14 岁时去世了。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甚至到了今天,每次念及,依然隐隐作痛。父亲的猝逝,催着我快点成熟,不得不开始自己做规划,还要挣钱帮补家计。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我要好好读书,把握机会,始能成功。

在中国,家长对学生呵护备至,依我看来,是有点过头了。要学生茁壮成长,他们必须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才能在他们所拣选的领域中作出新的贡献。然而,中国学生并没有获得足够的独立思考和工作的机会。中国要在学术世界的前列争一席位,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求学时,很幸运修读了史蒂芬·沙拉夫(Stephen Salaff)的数学课。他以「美式风格」(准确来说,应该是「柏克莱式」)授课,鼓励同学参与,畅所欲言。起初,大家都不适应这种风格。一直以来,老师都要我们安静地听课,不可以打断老师的思路。沙拉夫却非如此,他敦促我们积极的在课堂上参与讨论。这样一来,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这门微分方程课成了我学习的一个转折点,也从此决定了我对教育的看法。

我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经验,大部分来自美国的大学。1971年,我从加州柏克莱大学毕业,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

其后我在纽约石溪大学、史丹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及加州圣地亚哥大学任教,直至 1987 年转到哈佛为止。我也曾访问加州柏克莱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洛杉矶大学、加州尔湾大学以及德州奥斯汀大学。可以说,我对西方世界的大学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1979 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从那时起,我每年总会在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访问几个月。我所指导的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地,但大多数来自美国和中国。因此,我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也相当熟悉。

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认为所有真理都包含在孔夫子的教诲之中。除了参考后人对孔子言行的诠释外,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其他理想。情况就如在文艺复兴前,圣经是西方知识的主要来源一样。

在过去百年间,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将传统的思维与现代西方的教育理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整合起来。

古代的教育以贵族子弟为主,到了孔子,有极其重要的改变,只要有「束脩以上」的子弟,孔子都给予教育【编注: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论语·述而》】。中国从此有普及教育的观念!

秦始皇一并天下,焚书坑儒,百姓以吏为师。中国自古至今,或多或少,仍然采取以吏为师的做法,比较容易稳定政局。但是科学上创新的硏究就难于发展了。历朝以儒为表,以法为骨。但是基本上以吏为师,仍然是教育的走向。

两汉均注重提拔人才,文帝,武帝和曹操都有求贤令。两汉选择官员,有察举制。到曹丕时,改为九品中正。这个制度延至南北朝末,达四百年之久。隋唐才开始改为科举制度。王莽时,太学生人数达一万五千人之多。两汉能够成为中国盛朝世,和重视人才的培训有密切关系。

张骞通西域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大量交流。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儒释道和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国的基础科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士人特别注意唯美的思想,就数学来说,刘徽第一次严格证明了勾股定理,并计算圆周率,祖冲之父子継之。还有孙子算经中的剩余定理,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工作。

隋唐是中国盛世,大力推动科举制度,学问以应用为主,基本科学的研究反而不及魏晋南北朝。

宋朝继续科举制度,但是设立了大批书院,私人讲学之风大盛,基础科学成果不错。

明清有成就的思想家、史学家有王阳明、顾炎武等。戏剧小说有施耐庵、罗贯中,孔尚任,汤显祖、曹雪芹等。但在科学方面却无足观。考据学大盛于乾嘉,降及清末,犹有俞樾、章太炎等。考据学虽然涉及科学的方法,但对于自然物理,并无创见。很多数学学者沦于考究古藉,毫无新意可言,不逮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远甚。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百年,是中国人向欧美国家学习现代科技、哲学、和各种学问的时代。

十九世纪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大败,开始惧怕西方的船坚炮利。革新由林则徐开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基本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建立了一批以外语和军事为主的学堂,例如京师同文馆,马尾福建水师学堂。西方传教士也开始成立教授外语、宗教和西学的学院,例如圣约翰大学,西学开始东渐。

由于传教士和大量外商涌入中国,中国人开始放洋,直接受西方教育,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叫容闳。

容闳出身于澳门和香港,由传教士带到美国,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从商。1863 年,他向洋务派的曽国藩进言,建立兵工厂。1872 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奏请清廷派遣一百二十个幼童留学美国。这批留学少年让中国官员第一手地看到西方文化的优点。

中国十九世纪向西方学习并不成功。甲午战争时,海军舰队吨位和装备俱胜过日本,却全军覆没!日本在十九世纪初还在向中国学习,到了 1868 年明治天皇决定全面西化,派了大量学者到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学习。到 1894 年已经是船坚炮利,甲午一役中国大败,李鸿章只好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清廷朝野痛定思痛,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数学、哲学和文学等基本学科,希望了解西学优胜之处。政府派遣了大量学生到日本留学,人数达到八千之多。其实日本虽然战胜中国,科技仍然不如德国,故此日本仍然不断派留学生到德国。二十世纪初,中国留徳学生数量上远不如留日学生,为了省钱而不去科技最好的地方学习,实在可惜!

此时中国政府在天津成立了北洋大学,它以工科为主,是天津大学的前身。不久之后,政府又成立京师大学堂。这是继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现代的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以后易名为北京大学。

辛亥革命后,全国分为六大学区,在南京、北京、成都,广东、武昌、沈阳等地,各自建立了高等师范大学。除了北京师范大学外,其他几所师范大学以后更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广东、武汉、四川、东北等大学。东南大学成为全国最佳大学,有北大南高之称。

1928 年,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正式成立为清华大学。它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佳大学。东南大学衰落,直到罗家伦出任校长,改名为中央大学,再次成为国内的高等大学。

在此时期,名校还有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

在这期间,人才辈出,政府给教授优厚的薪水。杰出的教育家如蔡元培、胡适、张伯苓、罗家伦、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邹鲁等都能够将大学办理得不错。

中国大学基本上学习英国和德国大学的精神和体制。

英国大学在十九世纪初期受到教育家纽曼(J. H. Newman)的影响,重点在于传授学问而不在乎发现知识,培养绅士和人的价值。

德国大学理念由十九世纪初洪堡(W. von Humboldt)提出:以纯知识为对象,从事创造性的学问。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弗莱克斯纳(A. Flexner)融合了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大学培养人才,既做研究,也服务社会。他认为大学的精神,在于培养贵族的气质和对纯粹学术的追求,不必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需要。

中国的大学创立不久,中国即受到日本侵略,大部分大学在抗战期间迁移到内地。例如在 1937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联合大学。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合作管理。最后搬到昆明,联合大学又叫做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出色的学生。

在艰苦抗战这一段日子,中国高校如西南联合大学确是培养了不少人才。有一部分后来留学美国,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除了留学生外,科研本身没有达到一流的水平。

有趣的是日本在同一个时期,基本科学的发展,尤其是数学,盛况空前。大量的一流学者出现,重要的有伊藤清(Ito)、岩泽健吉(Iwasawa)、小平邦彦(Kodaria)、佐藤干夫(Sato)等人,开创了好几个数学上重要的方向,影响至今。事实上,中国数学经过八十年的努力,也还没有达到日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盛况。

在这段时间,中国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姜立夫为数学所所长,陈省身实主其事,训练了一批重要的数学家。四九年解放,大批学者离开大陆,有些去了台湾、香港,有些远赴欧美。

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刻,一批一流学者自愿回国,其中最出色的是华罗庚教授。他放弃了伊利诺大学的优厚条件,全力以赴,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最重要的数学人才。华先生的数学水平比当时国内任何一个数学家都要高出一筹,当数学所的所长不单是当之无愧,而且也是最合适的人选。没有华先生的领导,恐怕中国数学达不到六十年代的小康局面!这几年来,我看到一些报导,说华先生当年做所长,有权力欲望,使人啼笑皆非。华先生回国就是要带领一批年轻人干大事,在谁都没有能力做所长的时候,他不挑这个担子,谁挑?报导又说,陈寅恪先生和竺可桢先生都对华先生有意见。陈先生和竺先生虽是一代大师,但他们不懂数学,大概是受到旁人的误导吧!

五零年代初期,欧洲不少国家和美国都恐共,大量华裔学者因此受到歧视,被迫回国。回国后,他们也能出重要的贡献,他们受到国家的待遇却比华先生好得多。

当时中国作了一个决策,即所谓院系调整。例如清华大学把重点放在工科,享誉二十多年全国最好的数学系被迫解散。这样的做法据说是学习苏联,我认识不少苏联的大数学家,他们真可谓学富五车,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皆精通。中国学习苏联,墨守成规,拘泥于小节,而不知道学问精义所在!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好几个名校,包括史丹福、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在内,它们本来只想发展工科,后来发现没有基础科学的强力支持,工科是不可能作出顶尖成绩的。所以它们大力推动基础科学,现在它们在基础科学的成就也在世界名列前茅。反观当今中国,高校还在采取一些奇怪的态度:以应用为主,基础为副。结果两方面都没能成功。一个浅易的比喻是:基础科学可以看为「党」,应用科学可以看为「枪」。党必须领导枪,即使枪杆子出政权,党还是要领导枪。

改革开放前,中国科研主要集中在科学院。教学和科研分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做法。孔子要求教学相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确是至理名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向欧美学习,大学也渐渐成为科研重地。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不幸的是:名校和科学院因此引起一些不良的竞争。

举例来说,教育部派送高校到外国高校建立交流渠道时,科学院属下的中国科技大学虽然也受教育部管辖,却往往占不到重要的位置。

其实这大可不必,欧美大学确是教研重地。但是欧美大学很多设有大型实验室:柏克莱下面有劳伦斯放射实验室(Lawrence Radiation Lab),洛斯可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Lab);麻省理工有林肯实验室(Lincoln Lab);加州理工有航空动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美国能源部,海军,空军,陆军,卫生署都设有大型实验室。私人公司例如 AT&T,设有贝尔实验室(Bell Lab)。

贝尔实验室虽然属于电话公司,但是他们做了大量基础科学的重要工作。举例来说,他们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这个发现使宇宙学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他们亦因此赢得到诺贝尔奖。贝尔实验室一共得到过六个诺奖。

1930 年,一间百货公司捐款给普林斯顿成立了高等研究所。高研所聚集了全世界一流的学者,进行基础科学的研究。伟大学者如爱因斯坦、魏尔(H. Weyl)、韦依(A. Weil)等都曾经是这个所的教授。

欧洲也有很多研究所,例如德国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就很出色。

解放初期,中国除了跟随苏联大学的体制外,也大量派遣留学生到苏联留学。周光召和王淦昌去的是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Joint Institute of Nuclear Research,苏联版的 CERN)。从这里可以知道高水平的研究所有它的重要意义。但是如何让研究所发挥深入研究的能力,和如何培养出色的年轻科学家,却值得我们深思。

一般来说,在研究所进行大型的实验,由实验和理论的学者共同努力有其必然性。但是很多纯属理论的学科,无需大量学者长期聚集在一起。没有机会跟学生交流,对他们自己的研究和对培养年轻人都不会有好处。现在有不少的研究员,长期不做有意义的研究,又不上课,浪费了国家的资源。

四十年前,数学所由华罗庚先生带领,有过不少一流的工作,除了华先生的门下弟子王元,陆启铿,陈景润等人,还有杨乐,张广厚等人的工作,都得到美国数学界的关注。此外吴新谋,王光寅,冯康等人也在应用数学有所贡献。但是由于吴文俊在内部权力和资源分配上不满,强行成立了系统所,由他当副所长。其实吴先生不做系统科学研究,他主要工作是在法国时做的拓扑学。这种以人事而不考虑学术而分所的方式,遗害不少。以后不断分所,现在中国科学院的数学学院纯数学只是学院不到四分之一,大不如前。而事实上,国内的应用数学还未达到世界水平。但是往往听到某些应用数学家在领导面前和媒体上吹嘘,说他们的工作替国家或某公司省下几百万元,但是别忘记了国家投入到他们的薪资和各种用途上,是更巨大的投资!

中国名校的竞争,科学院中院系的竞争,名校和科学院的竞争往往白热化,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这一点,政府必须要有勇气改变现状。

中国研究机构,无论是高校或是科学院的研究所。往往成为一个利益团体,利用他们在政府的关系,打击竞争对手。有些高校的学术领导人,警告所有毕业的学生,要对母校绝对的服从,不可以去帮忙竞争对手。我多次听过北京大学数学毕业的学生说他们生为北大人,死为北大鬼!

这种有如黑社会帮派的作风,中国学术界领导人(甚至某些官方领导)的心里好像都很认同。武侠小说讲求的侠义精神,可以远溯到战国时的游侠。汉武帝时有朱家和郭解,大将军卫青替郭解说项,武帝杀郭解以打击这种游侠,百姓才知道公事胜过私人恩怨。高校毕业生联群结党,为公,则是力量。为私,则中国学术难以进步。

学术界联群结党的结果是很多国家看为重要的位置由不同团体长期拢断,跟学问深浅无关。一个重要的例子乃是中国数学学会会长的位置,据说不成文规定是由北京大学数学系和科学院轮流担任。由于参加世界数学大会的各国成员由当地数学学会会长代表,中国毕竟是大国,中国数学学会会长往往自然的成为世界数学学会的副主席,因此在国内的位置举足轻重!

于是北大和科学院在数学学会上利益均分,置全国其他院校的意见于何地?更何况很多会长名不符实,竟然成为全国数学的发言人,长此以往,中国数学的进步值得担忧!

解放以来,教育和科研经费都来自政府。私人办的机构,除了一些质量比较好的、或是与金融和工商管理有关的学院之外,基本上都不能称为私立大学。近年的西湖大学,校园和建校的经费由政府负责,私人捐助的基金远远不足以支持一所现代的大学。(在美国,私立高校欢迎私人命名一个讲座教授。高校一般要求五百到六百万美元的捐赠,但是校方仍然认为这样的捐赠不足以支持一位终身教授的花费)。加州理工约有三百多位教授,学生不到两千,除了政府的资助和学生的学费外,学校基金也需要三十亿美金来维持。

在美国,捐赠大学基金除了免税以外,还必须是无偿提供,不能要求回报。但是中国一般富豪不是这么想,往往坚持大量的好处,和美国极不一样。所以中国私校筹集资金极不容易。

在美国排名前二十名的研究型大学,除了柏克莱加州大学外,都是私立大学。从这里可以看到,私立大学必定有它优越的地方!但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的经费支出引起资金的需求,愈来愈严重!(最明显的是生命科学的用费),到了今日,美国私立大学的基金,假如没有政府大幅资助的话,不足以维持重要学科的发展。这个现象愈趋严重,因此美国政府在私立大学中,已经开始占有重要的发言权。最近我一位物理系同事询问理学院长,我们在申请政府经费时,可以不可以单纯为了好奇心和科学的优雅来写申请书,院长说有困难!很多美国教授对这个现象,极为不满,但却是无可奈何。

美国科学家仍然以探讨大自然的基本现象为目标,但是由于经费的压力,功利主义渐渐变得很重。正如中国科学现在的走势,有一位极负盛名的学者,十五年前在广州宣称中国政府不应当投资基础科学,应该利益至上,去发展像任天堂这样的工业更为赚钱!为了短期的利益来断送国家基础科学的说法,使我想起了当年三国王允要杀蔡邕时,太傅马日磾说:灭纪废典,其无后乎!

听说有一次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写信问他父亲,有唐一代,姚崇宋璟,杜甫李白,孰为最贤。他父亲回答说:杜甫李白代表的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岂是姚宋短期的治世可比!我们岂能为了一点点金钱,放弃了安邦定国的基础科学?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大力吹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而不愿意考虑这些学科背后的基本原理,都是从数学而来的!

另外一个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事情是:美国在三十年前立法,取消年龄超过七十岁必须退休的制度。

从前年纪比较大的教授,能力不如往昔,会自动不提意见,不参与行政。现在这个现象正在改变,有些年纪大的教授正如中国老人,往往已经不在科研前沿几十年了,又不肯参与任何科研活动,却凭借五六十前的经验来指导如今最前沿的科学发展,不容许年轻人有发挥自己创意的空间。

和一般人的想象相反,学术的创新进步,在学术大师的威权领导下,非徒无益,还可以产生极大的害处。牛顿在科学历史上,几乎无人可以比拟。他死后一百多年间,英国没有出现物理学和数学大师。这个局面,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改变。据说主要原因是牛顿盛名之下,英国科学家惧怕自己的能力不如而产生的结果。在科学创新的前提下,年轻学子,二十多岁无法无天,挑战科学多年的传统,往往走出一条崭新的路子,就如爱因斯坦敢于挑战牛顿力学一样。

今天中国要在科技领导世界,必须要让年轻人挑战科学界的老人威权。我再举一个例子,法国的微分几何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不错,其中一位叫做伯杰(M. Berger)的, 他本身是重要的几何学家。但是在七十年代,他崇拜俄罗斯几何学家格罗莫夫(M. Gromov, 开始做神运动,全法国学习格罗莫夫, 至于今日。法国在微分几何的贡献,大不如前矣!

学问以自然为师,只有经过观察,实验,计算和心灵的感应才能够知道真理,才能够完成一流的学问。科学上的真理,不是某个科学家或领导的讲话能够改变的。

这几个现象不容小看,美国高校事实上已经开始衰落。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我看来,即使中国高校没有走错方向,只要继续跟随这些过气老人,无视年轻学者的意见,至少要三四十年才能够追上这些名校。

但是这不排除中国高校有可能产生的突变!就如改革开放经济上的突破一样!但是这个突破需要中央的决心,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人才的提拔和引进。

政府和民间设置了一系列的奖励,除了青年千人计划以外,都在误导读书人,不敢去创新,做大问题。

「青千」确实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回国。但是他们需要在海外待上三年,才能满足青千的资格。

很多大学的数学系,大概没有能力评估年轻学者的水平,只愿意聘用有「青千」资格的学子为终身教授。由于「青千」在学校的地位变得愈来愈重要,高校给评委压力,要求「青千」的名额平均分配。每间大学在数学方面,每年「青千」不得超过四个。基本上,一小撮学者控制了「青千」的选取,从而左右了全国数学的发展。

中国政府设立的国家科技大奖,1941 年就开始了,数学家得到这个奖项的不少。由于只考虑国内的工作,数学得主的水平往往不如一般的留学生。

 

人事严重地影响评估人才的制度。这是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科技大奖的历史上看,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在近代数学的文献中,陈省身和周炜良的名字不断地出现。二十世纪中,有资格排名在前一百名数学家的中国学者恐怕只有他们两位,但是他们都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颁发的科技大奖。

无论是大陆、香港和台湾,研究经费的渠道,不单要通过教育部,在使用地方政府的经费时,往往还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管理投资的官员甚至主宰了科研的方向,参与聘请教授等大事。中央一方面要求基础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却任命这些官员去履行这些政策,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基础科学研究和专家的想法往往不一样。他们希望几年内就能看到成果,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近十年来,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广州都富可敌国,人口比欧州国家如荷兰、瑞士等多几倍,但是基础科硏和技术却相形见绌。科技上,这些城市和欧美的水平相差颇大。欧美国家文化悠久,特别注重基础科学,没有我们的官员这样急功近利。一般来说,他们尊重专家的意见,对科技的发展有长远深入的打算。香港和深圳在这方面的毛病最大,管理投资的官员和资本家在科研投资上,有太大和不合理的发言权。

中国另外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读书人,一生只醉心于一个目标,那就是当院士。

这个头衔所赋予的学术和政治权力委实太大了,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毕竟,一所大学的地位取决于院士的数目。因此,院士是不可能得罪的。另一方面,他们在研究方面的成就,却往往和他们尊贵的地位不匹配。院士的选举牵涉及太多的人事政治,一旦他们成为院士,就可以在大学甚至整个社会发挥不正当的影响力。

部分问题源于根深蒂固的权力,以及「敬老」的文化。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的学者,即使已不再积极的从事研究,甚至已跟不上研究的步伐,但是仍然持续地主宰着他们的领域。中国的院士制度也受到政治的压力、贿赂和腐败的影响。流风所及,硏究人才的升迁竟然和学术成就的关系不大!

所以中国科学要有突破,必须打破院士垄断的局面。但是院士已经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不可能一下子打破,只有中央下决心才能改变它。

去年和友人芝加哥大学校长 Robert Zimmer 有一段谈话,发人深省。他本人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说哈佛大学的基金是所有高校中最雄厚的,但是用得并不恰当。假如他是哈佛校长,他会在基金中提出一百亿美元,做成一个新的基金,专供给聘请第一流人才之用(不用在实验室,只是用在薪资上)。

我认为中国政府也可以这样做,不过聘请的过程要绝对公正,并邀请各领域的权威作评估,向中央直接负责。这样,中国会找到很多杰出人才的。

固然,我们必须保证研究人员衣食无忧,家庭安定,孩子有良好的教育。但是奢华和太注重虚名的待遇大可不必。中国一般的科技人才,营利和学而优则仕的心理深入骨髓,没有必要再去鼓励他们去做应用科学。我们科技发展的困难是基本科学和欧美相差太远,我们必须鼓励学者为学问而做学问,为了好奇心去找寻大自然的奥秘!

这十多年,大千人计划已经过时,不能够创造世界一流的学者。我希望见到中国学者不是为了名利来做学问,即使诺贝尔奖或是菲尔兹奖都不应该是学者的终极目标。

德国的名校有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期,基础科学有相当的大部分由德国科学家领导。直到今天,在德国,讲座教授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一群学生和助手围绕着他们做硏究。十九世纪的名教授每年要在某些学科中给出一系列的新的看法和报告。数学方面,由伟大的学者高斯开始,黎曼,希尔伯特、克莱因,魏尔等,这些都是千年一遇的人才!中国二千年来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数学家。

记得我做学生时,有一位同学要吹捧陈省身先生,说陈先生的杰作高斯-博内(GaussBonnet)定理,黎曼看到后不知道有甚么想法?陈先生回答说,黎曼在几何学上只写了两篇文章,但是重要性百倍胜于他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不单对数学有划时代的贡献,对物理也极端重要。高斯和黎曼对电磁学,希尔伯特(Hilbert)对广义相对论,魏尔对规范场(以后改称杨-米尔斯理论)的贡献,影响了物理学一百年之久。魏尔已经建立了麦克斯韦方程是规范场的重要物理事实,虽然他当时只考虑可交换的规范群。但是不交换的规范场的理论早在几何上出现,陈省身在 1945 年有名的陈氏特征类考虑的正是非交换群(他考虑的群是U(n))。当时韦依(Weil)已经指出陈类可以用来作量子场论的量化基础。物理学家包括泡利(Pauli)、杨振宁和米尔斯等人在 1954 年重复了数学家的工作。

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的数学家还有狄利克雷(Dirichlet)、狄德金(Dedekend)、诺特(Noether)、西格尔(Siegel)、柯朗(Courant)等都是一代大师。

物理学家则有玻恩(Born)、海森堡(Heisenberg)、韦伯(Weber)等大师。奥本海默(Oppenheimer)和费米(Fermi)早期也在这里工作。

一所大学能对科学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实在少见。可惜 1930 年以后,德国政府强行干预人事,哥廷根的光芒不在,沉寂至今。

美国名校的兴起,很值得我们学习。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加州理工的兴起。

加州理工虽然创建于 1891 年,但它真正的开始是 1921 年,和中国很多名校差不多同时。

它一开始就雄心勃勃,到如今它的毕业生和教授名满天下。已经有七十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四名菲尔兹奖得主、七十一名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加州理工的创校元老是乔治·海尔(George Hale,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天文学家,1904 年建立威尔逊山(Mount Wilson)天文台)和阿瑟·罗尔斯(Arthur NoyesMIT 教授,物理化学家)。1917 年,他们聘来了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1923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他们三个人都是一代俊彦,同心协力要将学校办成一流的科技大学。密立根为这所新大学歇心尽力,直到 1945 年退休为止。

1926 年成立了航空学院(School of Aeronautics),从欧洲聘来了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Theodore Van Karman)。1936 年,NASA 在学校成立了喷射动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由冯卡门出任所长。这个国家实验室引领美国火箭和航天科学的发展,直到今天。

1928 年,加州理工建立了当时最宏伟的帕洛马山(Mount Palomar)天文台。同时成立了生命科学系,由当代最负盛名的生物学家托马斯摩根(Thomas Morgan)负责。

从这一小段历史中,我们得到一些启发:创校元老本身都是一流学者,同时坚信要聘请一流的学者,而非随便找几个水平较次的人来滥竽充数。同时,它们经费充裕,除了私人基金外,还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雄厚的资金,加上远见,使得这些私立大学很快成长起来。加州理工创校不久,古根汉姆(Guggenheim)就提供了一千五百美金给它建立空气动力学系,坚持聘请这个学科最好的学者,这是何等的慷慨,何等的远见!

到了五十年代,两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高能物理学家,盖曼(Gell-Mann)和费曼(Feynman),成为加州理工的教授。而对蕊片工业贡献最大,英特尔公司的创办人高登·摩尔(Gordon Moore)在这里得到化学博士学位。基普索恩(Kip Thorne)以后主持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 与其他学者发现引力波。最近,加州理工大学又大力发展生物学,他们的研究与时俱进,使人佩服!

当前有些地方政府,创建新的大学时夸夸其谈,说几年内要超过加州理工。在没有充裕的经费和足够的人才的情况下这样说,只是自欺欺人。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日趋成熟,教育水平也在提高,足以支持成立这种百年一见的大学了。

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教育的担子越来越重。在越来越高科技的产业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遗传学等领域,政府需要培训大量人才。这些领域的发展,无论是从好或从坏的方面看,都会大大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以审慎监督显然有其必要。

在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任教的数十年间,我和许多来自中国的研究生一起工作过。他们当中有的已成为非常有成就的数学家了。但也有些人,尽管他们天赋不错,却没有很成功。我想,很大程度上这与他们的心态有关,而这种心态源自他们在中国所接受的教育。

许多美国学生对数学情有独钟,但同样的情况却很少在中国学生身上看到。中国学生往往对数学抱着功利的态度,他们对数学缺乏激情,只将数学视为一种赖以得到体面的工作、并获得舒适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一心为揭示这门学科的奥秘而奋斗。

这种态度具有深厚的文化根源,这与中国的教育宗旨,也和一般人的人生目标有关。中国传统中教育的目标,并不在于训练人们追求真理,增进知识,相反是很狭窄,教育的目标,是让学子可以通过考试,在体制内晋升,从而过上安逸的生活。

在中国,要成为有学识的人并没有什么意义。大多数人认为教育是种手段,而目的或是赚大钱,或是获得名声和权力。赚大钱才是最相干的,经济考虑才是教育背后的推手。

再者,追求真理从来就不是生活的目标。事实上在中国,许多人听到在追求金钱、名望或影响力之外,竟然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目标时,都会觉得很惊奇。

我亲眼看见了中国教育体系的许多其他问题。我在这里谈一些。

 

总的来说,中国学生没有接受过独立思考的训练。他们只会依循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所设定的路径向前,而大多数学生也都乐意如此。然而,这种方法不太可能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开辟新的方向。正因如此,中国要在学术界担当领导角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当我在中国谈论数学之美时,很多人呆住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听到有人以「美」来谈论如此抽象、主观的数学,他们当作是天方夜谭。

我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一直受到保守势力和不合时宜的做事方式所窒碍了。但我也相信未来是有希望的,至少在数学研究方面。我力求革新,在内地和香港创立并领导了六个数学中心。这些研究中心以中国罕见的方式运作,真正的用人唯才,并以客观的「同侪审阅」制度为指导原则。只要经费没有问题,我们就能够这样的办下去,这也就是我不断地向私人筹募经费的原因。这些中心主要靠年轻的数学家,我希望他们能把出色的成果看成工作的回报,而非其他学术以外的原因。

晨兴数学中心于 1998 年在中国科学院开始运作。但是在运作前两年的奠基礼上,北京大学一位有势力的教授誓言要将中心搬到北大去。幸好他没有成功。这一争端反映了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之间长久以来的摩擦。

这种荒谬的斗争既始于早已遗忘的原由,有必要立刻中止。我希望年轻一代不要再陷入这场斗争之中,他们要把这场斗争消弭于无形。

我也试图通过其他方式来改变现状。例如自 2008 年开始,我举办了高中数学奖竞赛。我和其他人后来又将竞赛奖拓展到了物理、生物和化学领域,目的都是让学生体验真正的独立研究。这些竞赛属于更广泛的努力的一个环节,目的在于抵销学生在僵化的教育体系下,多年来给操练成为背诵机器。

真正的研究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涉及了要解决自己所选择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青出于蓝,超越了自己的导师。

许多中国的大学生向我求助,希望能在哈佛或其他顶尖大学府念研究院。进入这些研究院并非易事,要作很充分的准备。可是我发现,大多数的学生并没有足够的准备。

为了帮助中国学生做好准备,2012 年我开始举办大学竞试。我找了五十位数学家制定课程大纲,其中列出学生需要学习什么东西,才能成常春藤联盟或同级学校的研究生。我相信这很有帮助,时至今日哈佛大学有许多顶尖的数学研究生都来自中国。

由此可见,未来充满希望。虽然考试是数学科目,其他科目显然也可以照办。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中国大量优秀的科学和工程人才到美国留学去了。这些学生在完成学业后,许多选择留下来,成为美国的公民。他们为美国的科技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些重要的贡献不应该被美国人民和政府所忽视。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希望能在毕业后留下来找工作。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候,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前景开始变得美好。

自愿回国工作的人开始增多,其中还包括一些因美国政策改变而不能留下来的。美国在帮中国一个大忙。依我看来,越多在美国培训的人才回到中国,中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学术上的表现都会越好。而这些毕业生的增多也会有助于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仅今年一年,哈佛大学就有一千多个中国学生和一千多个中国学者。现在,有超过二千五百个哈佛校友在中国。那仅是就一所大学而言,还有许多中国学生正在美国、欧洲、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优质学校接受教育。我相信对中国来说,这是件好事。

今年哈佛大学校长贝考(Lawrence Bacow)在北京大学访问期间,指出美国、中国及其他地区的一流大学,可以通过「体现和捍卫跨国界的学术价值」来发挥特殊的作用。

我还要进一步补充:从长远来看,通过高等教育和研究协作所创造的链结,可以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缓解紧张局势。

讲到底,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改善。积习的替代需时,而我们正在加快步伐。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尽管速度有所下降,开明的态度、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以及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三者,足以带领我们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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